【40年来，人们一直在问究竟是什么激发了《洛莉塔》这个令人震惊故事的灵感。斯塔西·希夫相信自己已经最后找到了出人意料的答案。】
1956年10月的一天，来自美国文学杂志《隐士评论》的一群编辑们跟一位叫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的大学教授坐在纽约的一个公寓里，讨论他们关于连载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洛莉塔》的计划。
纳巴科夫被问及是如何了解到这么多有关小姑娘隐私的。这部曾经被一系列出版商所拒绝的书描写了一位中年人跟他12岁养女的一种恋童癖爱情。纳巴科夫的妻子回答了这个问题。据她所说，他曾经坐在公共汽车上仔细聆听人们的交谈。他还曾经常出没于小孩子的游戏场所，直到他的行径引起了非议。除此之外，他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别的小姑娘了。
这些都是真的，但并非是全部的真相。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并非《洛莉塔》中有恋童癖的亨伯特·亨伯特，但他却写下了众多有关中年人迷恋小姑娘的作品。
等到《洛莉塔》问世时，他跟维拉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很多波折，包括一次当真的私通，好几次逢场作戏的调情，还有跟他的一位十几岁女学生近乎通奸的恋情。他还对青少年的性成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维拉·纳巴科夫以前所未有的投入程度参与了丈夫的工作。在她于1991年逝世以前，纳巴科夫的传记作家们就是围绕她的作用来写的。现在，根据大量尚未出版的材料，我们已经有可能讲述《洛莉塔》创作的全过程——以及维拉和其他女人对弗拉迪米尔所产生的影响。
维拉于1923年在柏林第一次遇见弗拉迪米尔以前，曾经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一个富裕的童年，并与她的家人（和47件行李）为逃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有过一段梦魇般的经历。弗拉迪米尔也是“俄国难民潮”的一员，并为争取其作家生涯而努力奋斗过。当时他正好24岁，风流倜傥，颇具贵族气质，女性对其趋之若鹜。在刚开始追求维拉时，他曾列出了一个近30位过去女朋友的名单。
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与维拉于1925年结婚。他俩都纯真而热烈地依恋着对方。到了30年代中期，他们已有了一个婴儿，并试图为了逃避纳粹统治而移居法国（维拉是个犹太人）。但直到1937年，他们才真正逃离德国。弗拉迪米尔首先借文学巡回演讲的机会，出访了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
一周以后，当维拉与他会合时，弗拉迪米尔向她承认自己已经迷恋上了一个住在巴黎，名叫艾琳娜·尤丽埃夫娜·格达尼尼的俄国姑娘。他当时正沉醉于私通的甜蜜感觉之中，并以为自己会离开维拉。
艾琳娜比维拉小3岁，是一位活泼和非常情绪化的金发女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婚姻，现在已经离婚。她的笑声像银铃般悦耳，并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尤其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弗拉迪米尔曾经向她说过自己以前的风流韵事——在格吕内瓦尔德画廊里跟一位德国姑娘的邂逅；1933年跟一位法国姑娘的四夜浪漫；一位眼神忧郁而迷人的悲剧型女性；一位曾经向他提出过猥亵性要求的前学生；以及其他三、四次毫无结果的邂逅等。然而艾琳娜却痴心地崇拜他的头在她枕头上留下的印痕和他丢在烟灰缸里的烟蒂。
“纳巴科夫的学生们注意到老师完全被这位漂亮姑娘迷倒了。”
弗拉迪米尔泪流满面地公开承认没有艾琳娜，他就无法再活下去。他对她的那种渴望是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但与此同时，他跟维拉一起度过的岁月也是“晴空万里”的。纳巴科夫酷似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完全被激情所压倒，无法逃避自我的深渊，令人心碎地脱离了他的自我形象。
他写给艾琳娜的那些信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14年前他写给妻子信中的话。他谈论冥冥中的性格相符，对俩人的印象一致而惊叹不已。他的坦白并没有使他停止写情书。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对艾琳娜的思慕变得更加绝望了。
维拉对丈夫这次婚外恋的反应是责怪自己。她觉得自己忽略了丈夫，后者则向艾琳娜报告妻子正想方设法弥补对他的忽略。“她的微笑使我痛苦欲绝，”他苦涩地宣称。然而当维拉发现丈夫还在给情人写信时，家庭里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弗拉迪米尔描述说他恐怕这样的风暴会使自己最终被送进疯人院。
艾琳娜的反应是提出愿跟弗拉迪米尔私奔，去浪迹天涯。他回答说维拉已迫使他结束婚外恋。他不能再给她写信了。这使得艾琳娜跳上了去戛纳的第一班列车，纳巴科夫就住在那儿。到达戛纳的那天早上，她径直找到了纳巴科夫的公寓，并守候在外面，直到她在纳巴科夫带儿子迪米特尔去海滩时截往了他。他跟她约定那天晚些时候再见面。
当他们在下午漫步朝港口走去时，他解释说他虽爱她，但还做不到对生活中的其他东西关上大门。他恳求她耐下心来，保持不介入的态度。艾琳娜第二天就伤心欲绝地去了意大利，认定维拉已经设法将弗拉迪米尔骗回到了婚姻之中。她在第二年年底出席了他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朗诵会，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纳巴科夫仍然是她生活中最伟大的情人。20多年以后，当读到《洛莉塔》前半部分时，她报告说这小说写的就是她和美国。
纳巴科夫对于他跟艾琳娜恋爱一事的反应就是创作了《礼物》。这部长篇小说被描述为他对忠贞爱情的颂歌。这个有关一位青年艺术家的故事读来就像是他对一位女人充满感激的颂歌，而那位女人从各方面看都很像是维拉。一位给主人公引来“无望的绝望”这一熟悉标签的年轻姑娘转瞬即逝地出现在小说结尾处。到了1939年底，他还写过一篇题为《邂逅》的中篇小说。关于它不寻常主题的流言不胫而走——40多岁男人诱奸青春期前小姑娘的故事在当时还不多见。
维拉喜欢相信弗拉迪米尔的意志力跟她一样坚强，但真相并非如此；他最后一次偷情并非是跟艾琳娜·格达尼尼。
当法国陷落于德军手中时，纳巴科夫夫妇逃到了纽约，在那儿他们被以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和作家玛丽·麦卡锡为中心的一个文学圈子所接受。弗拉迪米尔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找到了一个教职。他被要求起一种“笼统的激励学生灵感”的作用。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并不完全是像校方所设想的那样。
“我上学时学习法语、俄语和纳巴科夫先生，”一位学生回忆道。
“我知道每次上他的课，我总是涂上睫毛膏，”第二位学生记忆如新。
“我们都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第三位校友如是说。
对于许多女学生来说，他是她们所见过的第一位欧洲人；他完全符合欧洲波西米亚艺术家的浪漫概念。最妙的是他似乎身体虚弱，急需有人来照料他。假如说姑娘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异端邪说，那她们马上就能看出他本人不太正统。“他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唯一一位穿蓝色和粉红色衬衫的人，”一位学生评论道。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一位妩媚的金发女郎说他总有一天要把她写进小说。
有关他的一切都反映出另一个世界，一个保留了旧世界温文尔雅和渊博学识的，远离无数小圆领、马靴和短袜的遥远国度。很少有女学生相信他的心思是放在那些基本的俄语语法上。有一些女学生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心到底在哪里。
他的大部分学生都用爱慕的目光注视着他；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学生观察到，他的注意力是为班上最漂亮的姑娘而保留的。假如说他没有公开调情的话，那他的殷勤却是异乎寻常的。“啊，罗杰斯小姐，我看到你添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当一位涂着染睫毛膏，显然是很得宠的女学生手指上戴着订婚戒指从春假回来时，他这样评论道。
“他确实是在调情，但其对象总是些木讷的哑铃，”一位女校友回忆道，她跟其他人一样意识到他的目光越过了自己。
“我选修了俄语课，并连带修了一门关于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的课，”一位于1943年为院刊采访过这位新教授的三年级学生凯瑟琳·里夫斯·皮布尔斯后来回忆道。“他的确喜欢年轻姑娘，不仅仅是小姑娘。”
那年秋天，他俩开始牵着手在校园里长时间散步，互相接吻。皮布尔斯这位出生于孟菲斯的美少女感情丰富，生性傲慢，精通于调情的艺术。她并没有忽略了战时灯火管制的内在美。“我当时非常年轻，男人是我研究的对象。我喜欢这个男人是因为我读不懂他，”她这样回忆起他俩的互相引诱。
纳巴科夫很快发现他的学生知道《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俩人在校园里散步时开始互相援引书中的段落。他们“蹒跚又踉跄”地穿越漆黑的冬夜，在学生会咖啡厅和城里的咖啡馆之间漫步尽可能长的距离。纳巴科夫用他又长又厚的大衣将俩人裹在一起。
他们的交往中有相当数量的接吻和爱抚。校园里的私通在当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场所，也不能为周围的人们所接受。在皮布尔斯的竭力鼓励下，纳巴科夫无疑渴望能从这次婚外恋中得到更多，这使得皮布尔斯的朋友们都感到惊愕。
那些认识他的人评论说，纳巴科夫就像一个“喜欢偷听的贪婪人类学家”那样在校园里到处打探；皮布尔斯发现他抄袭她的美国俚语，老是蹦出几句自己不太熟悉的词。（她在他后期小说中看见了1943年冬天的影子。）
这场感情游戏在暮冬时分戛然而止，纳巴科夫的贪婪开始使皮布尔斯感到胆战心惊。有一天下课以后，她对教授不认真擦黑板一事进行了评论。至少有一层西里尔字母跟下一层字母混淆在一起。“那么你能读这几个词吗？”纳巴科夫一边问一边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下了三个词，然后又同样迅速地把它们擦掉。他所写的是俄语“我爱你”。结果皮布尔斯退出了这门课，同时也甩掉了教授。
人们对他后来泡妞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热烈，尽管这并不是由于纳巴科夫缺乏持久性的缘故。有一个曾为他塑了半身像，并且他数次试图与之调情的女学生用谈论自己男朋友的方式来回敬他的献殷勤。但与此同时，她又感到自己深爱着他，为他的明显无助而怦然心动。纳巴科夫始终持玩世不恭的态度，并不因遭到拒绝而感到生气。另一些人觉得他是一位极具挑逗性的人，但由于她们的天真无邪，对他的献殷勤并不在意。
有一次他向一个学生建议，他俩同坐在一张狭窄的长沙发里来研究一组纪念“美丽的美利坚”的壁画。“你知道这有多奇妙吗？”纳巴科夫煽情地说道，表面上他是在谈论艺术。当时的那种热情似乎是真诚的，但回想起来，则显然是一种手段。
只有少数女学生知道其教授是结了婚的。那些看见过维拉的人认为她长得很美，“漆黑油亮的长发几乎落到了肩膀，白里透红的皮肤显得非常光滑。”
维拉肯定知道女学生们对丈夫的崇拜，但她举止中没有迹象表明她还知道些别的什么事。纳巴科夫流露过自己对凯瑟琳·皮布尔斯轻盈而修长身材的赞赏，并且告诉过妻子：“我喜欢小乳房的女人。”多年以后，维拉否认他说过此类的话。“不，从来没有！”她抗议道。“一个俄国人不可能这么说。”
1947年，弗拉迪米尔开始创作一部“有关男人喜欢小姑娘的中篇小说”。他还找到了一个新的教职，在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任俄国文学助理教授。到了1951年，他和维拉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危机。弗拉迪米尔的书销路不好，他已在朋友那儿欠下了几千美元。
《洛丽塔》的诞生归功于弗拉迪米尔，但她的生命依赖于维拉。
没有别的更能像这部新的小说那样挽救他们的困难，据他所说，它“描写一位极其注意伦理道德的中年男子的窘迫。他非常不道德地爱上了他13岁的养女。”一个真正头脑清醒的妻子也许会劝丈夫把注意力放到某个更能成为卖点的主题上。当时在大都市之外，人们还都比较保守。然而对于艺术而言，至少是对弗拉迪米尔的艺术，所有的赌注都会失灵。
维拉用打字机打出《洛莉塔》的草稿，而她的丈夫则规划着男女主人公的性成熟，并研究了性变态，他从图书馆借出了《青春期少女》一书，而且还翻阅了《最佳青少年故事》、《美国姑娘》、《正确预测所有少女》等书籍，为消除粉刺软膏和但佩斯月经棉塞作了笔记。到了1953年秋天，弗拉迪米尔每天伏案写作长达16小时。
《洛莉塔》的诞生归功于弗拉迪米尔，但其生命却有赖于维拉。有好几次书稿都差点被烧成灰烬。早在1948年，维拉有一次出门时看见丈夫在后台阶旁边的镀锌铁皮罐里点起一堆火，正要开始将手稿塞进去烧掉。她大惊失色，急忙从火中救出了残存的几页手稿。
她丈夫开始抗议。“快从那儿走开！”维拉命令道，当她奋力踩灭手稿上的火时，弗拉迪米尔乖乖地服从了命令。“我们将保存这些手稿，”她宣布说。人们至少在另外一次场合看见她将丈夫认为写的不好的手稿整理归档。纳巴科夫记得维拉在1950年和1951年中有好几次阻止他“因受技术性难题的困扰和对自身能力的怀疑”而试图将《洛莉塔》付之一炬。
只有维拉一个人知道她丈夫正在制作一个“定时炸弹”。它的内容是如此具有煽动性，以致他涂掉了日记中所有关于性变态和跟未成年人结婚的研究性摘录。大量的文学作品手稿曾经被烧掉，包括《化身博士》和《死魂灵》的初稿。《洛莉塔》在纳巴科夫于50年代创作该作品的环境和大气候下没有遭到同样的厄运，正如他所说，完全验证了维拉将常识拒之于门外的能力。
她并非完全顺从他所有的计划。当弗拉迪米尔向同事们宣布他将写一部有关一对暹罗双胞胎互恋的小说时，维拉断然阻止了他。“不，你不会写的！”她规劝说。
1953年12月，维拉请求与《纽约人》杂志的凯瑟琳·怀特单独会面，其原因她不想直接见诸文字。她携带手稿来到东48街怀特的家门口。那卷手稿上没有写退稿的地址。弗拉迪米尔不敢使用邮局，因为用邮寄方式来散布淫秽品是违法行为。维拉解释说手稿没有使用作者的真名，因为她丈夫想以一个笔名来出版这部小说，这个“亨伯特·亨伯特”的笔名很快就被泄露了出来。怀特看完了手稿以后告诉弗拉迪米尔说，她自己有五个孙女儿，假如她不说自己被小说弄得心神不安，那就是在撒谎。此外，她丝毫不能同情精神变态者。
维拉没有此类疑惧。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于丈夫出版有关中年欧洲人疯狂追求青春期前少女这样一部充满色情味的小说——以及公众的误读——所带来的危险毫无知觉。她诅咒公众无法区分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差别的天真和无能，同时也承认出版此书可能会造成某种“不愉快”。
她告诉嫂子埃琳娜：“在你从头到尾读完它之前，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它根本不是色情作品，而是对一种可怕躁狂症的深度所进行的最微妙探测，它探索了一名无助少女的悲惨命运。”她非常理解书中所描述的50年代美国。埃琳娜绝不能将此书到处乱扔：“把它藏起来，不要让你的儿子看见。”它不是儿童适宜的书。
第一个读到这部小说的出版商帕特·科维西甚至认为《洛莉塔》对成人也不适宜，至少是对那些不愿意去坐牢的成年人。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商的华莱士·布罗克韦在读完小说后说他的同事们认为此书只能算是色情作品。
新方向出版社的詹姆斯·劳克林也拒绝了它。他说出版此书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出版社来说，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法勒、斯特劳斯和扬出版社的罗杰·斯特劳斯断定在美国出版此书肯定会引来一场打不赢的官司。
弗拉迪米尔跟朋友们讨论了该书手稿。玛丽·麦卡锡和她的丈夫鲍登·布罗德沃特都认为“这可怜的家伙显然是发疯了。”
“我认为它是如此恶心，以致于它使我跟他疏远了，”有个小女儿的埃德蒙·威尔逊说。另一对文学夫妻哈里和埃琳娜觉得小说写得很出色，极具挑逗性。他们也开始理解弗拉迪米尔早先为何对他俩的小女儿有兴趣，把她带去刨根问底地盘问她。
在贾森·爱泼斯坦读完小说，并代表道布尔戴出版社拒绝它以后，维拉写信给长期以来在法国代理纳巴科夫作品的那位足智多谋的俄国文学经纪人道西亚·厄加兹。“我丈夫写完了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可由于刻板的道德约束，它不能在这儿出版。它【用英语】在欧洲出版的可能性有多大？”
厄加兹读完《洛莉塔》之后非常喜欢它。她将它推荐给了奥林匹亚出版社的主人莫里斯·吉罗狄亚，后者是《带鞭子的天使》、《风尘妇自传》等一系列其他经典书的出版商。吉罗狄亚立即喜欢上了《洛莉塔》。他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要求弗拉迪米尔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假如出版商提出优厚的报酬，我将会考虑准许以我的名字出版此书，”作者让步说。
1955年夏天，双方同意为此书预支40万法郎或1，000美元，但无论作者还是出版商都不认为小说具有任何商业价值。
在签署协议以后，弗拉迪米尔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唯一密友，莫里斯·毕晓普，后者向他妻子吐露说，“它有关一个喜爱小姑娘的男人……他说书中没有一个脏字，而且它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可怕故事。我真不希望它会引出丑闻。”
毕晓普的告诫是纳巴科夫夫妇俩都不愿意听到的。在康奈尔大学，“道德堕落”这一罪名足以使一个人被开除。莫里斯·毕晓普发现维拉焦虑得要命。她丈夫56岁了，他怎么还能找到另一个工作？
小说于秋天在巴黎出版以后，刚开始的反应很平静。但格雷厄姆·格林在伦敦给纳巴科夫夫妇赠送了一份圣诞节礼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请他提出1955年的三部最佳书籍时，小说家的名单中包括了一部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在美国和英国都买不到，但却可以在巴黎买到的绿封皮两卷本的书。它就是《洛莉塔》。
在被一家报纸提名为1955年最佳书籍以后，《洛莉塔》却在另一家报纸上被谴责为最肮脏的书。《星期日快报》主编约翰·戈登称它为“肆无忌惮的色情作品……任何在这儿出版和销售它的人都肯定会坐牢。”
当有关这一场争执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维拉立即收到了大量出版商的询问。她委婉地告诉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这部书不适合于他们。对于每一个对《洛莉塔》提出疑虑的朋友，都有一个出版商写信来表示对此书有兴趣。
最后，普特南出版社的沃尔特·明顿获得了该书出版权，但只是在最奇特的情况下才得到的。明顿早就听说了《洛莉塔》，但只是在遇见一位名叫罗斯玛丽·里奇威尔的酒吧舞女之后才读到了它。里奇威尔有一部这样的小说，并且就像明顿所回忆的那样，“有一天晚上她陪我坐在东67街她公寓里的时候，我读到了它。”
《时代周刊》登载了这位出色书探的一幅照片，并且把她描写成“一位身上滑溜溜的前拉丁区舞女，脖子上套着一根金搅酒棒，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这以后的形势变得更加怪诞。两个星期之后，明顿的妻子在吃饭时告诉维拉，她只是在读到《时代周刊》的文章以后才得知丈夫跟那个舞女有瓜葛。当天晚上，维拉从明顿本人那儿获知他还跟《时代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有瓜葛，后者竭尽全力把她的情敌描绘成醉醺醺的应召女郎。
幸运的是，维拉还未曾得知故事的另一半，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在巴黎一个女同性恋的夜总会里，里奇威尔用一个威士忌酒瓶痛击明顿，而吉罗狄亚则在一旁作壁上观。里奇威尔对《洛莉塔》的发现也许为她赚取了20，000美元，假如明顿的定金已经支付的的话。
当该书的出版临近时，维拉和弗拉迪米尔知道他们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将改变。他们在落基山脉度过了1958年夏天之后，回纽约参加了在哈佛俱乐部召开的，被维拉轮流称之为《洛莉塔》和弗拉迪米尔问世庆祝会的记者招待会。那儿态度友好的记者们承认自己没想到作者会携带典雅出众的妻子光临。“是的，”维拉镇定自若地含笑回答，“这是我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主要理由。”她丈夫轻轻一笑，说他曾想为这次聚会雇一位小姑娘作为陪伴。
给作者照相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把维拉这个有血有肉——而且已人到中年——的女人纳入镜头，她就站在那个喜欢小姑娘的男人后面。第二天，《纽约邮报》特意评论说维拉是“一位身材苗条，皮肤细腻的白发女郎，与洛莉塔相距甚远”。
维拉的存在证明了小说的虚构性质
维拉的存在证明了小说的虚构性质，使那些对《洛莉塔》的题材感到焦虑的读者可以放心地认为纳巴科夫的变态性质不同。公众尚未读过在《洛莉塔》之前那些充满其原型，但大多未经翻译的作品，这无疑是一件幸事。
《洛莉塔》于8月18日出版的那天，其作者正如维拉所描述的那样，显得“平静而又淡漠”。当天早上就售出了300本，到了下午三点左右，数目猛增到了1，000，当明顿发来祝贺的电报时，售书已达1，400本。第二天又售出了2，600本。到了九月初，已经有80，000本小说印刷并上市。
正如纳巴科夫夫妇所极其敏感地意识到的那样，这个数目恰好是弗拉迪米尔以前用俄语和英语出版的所有作品数目的总和。到了月底，该书就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单上的头号畅销书。
小说拍电影的版权以15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斯坦利·库布里克和詹姆斯·哈里斯的导演摄制组，这相当于弗拉迪米尔在康奈尔大学17年的薪水。纳巴科夫夫妇都显然为自己成为这笔巨款的接受者而感到局促不安。对于康奈尔大学校园里的许多人来说，就连《洛莉塔》封面上的5美元标价也是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记者们纷至沓来。当第一群吵吵嚷嚷的采访者坐飞机离去以后，维拉开始注意到他们提问中的熟悉主题，“他们都希望找到某种骇人听闻的内容。”
她对于《洛莉塔》接受情况的一个抱怨就像是《纽约邮报》一位评论家早先所指出的那样：“洛莉塔被人攻击成一个可怕的小孩子，一个浅薄、邪恶、淫荡和极其令人讨厌的顽童。”评论者往往倾向于怜悯亨伯特，而维拉却专注于洛莉塔的脆弱性，强调她的孤单无助，在世上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报纸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讨论了《洛莉塔》，但却忽视了一点：即她的内在美和伤感力，”她在日记中写道，“评论家们宁可去寻找伦理象征、辩解理由、谴责理由，或对H·亨伯特进退两难境地的解释……然而我希望有人会注意到书中对于孩子的无助，她对恶魔般的H·亨伯特的可悲依赖性，以及她令人心碎的勇气等充满柔情的描写……”
当小说在伦敦出版时，英国的每一个记者都想采访弗拉迪米尔。他对其中的原因并不抱任何的幻想，并告诉一位记者说，他知道他们在寻找那本能证明《洛莉塔》并非虚构的日记。
真相是纳巴科夫夫妇共同造就了《洛莉塔》。他们来来往往都是相伴而行。他们不仅形影不离，而且说话也口径统一，无论是印在书页上，还是在当面接受采访时。他们的笔迹也会出现在对方的笔记本中。他从笔记本的一端开始写的话，她就会从另一端开始。
无论她丈夫做什么，维拉都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搭档。她需要在生活中做出一件大事。而且就像他从一开始就表明的那样，弗拉迪米尔也非常需要她。他认为他将会因两本书而青史留名——这就是在维拉建议下他所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她所抢救出来的《洛莉塔》。
他晚年最看重的两个项目是《洛莉塔》俄译本和他的修订版自传《说吧，记忆》。维拉合译了第一本书，并为第二本书撰写了文章。
纳巴科夫夫妇的经历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律师、出版商、亲戚、同事与朋友们都一致认为：“没有她他将一事无成。”
摘录于斯塔西·希夫的《维拉：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夫人》。该书于1999年7月9日由麦克米朗公司出版，售价25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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